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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探讨伊恩・史蒂文森博士的转世研究,包括儿童的前世记忆、胎记,以及与创伤相关的案例。

转世的现象与证据

本文引述转世理论的科学研究,聚焦伊恩·史蒂文森博士的学术成果。

封面图片

照片由 Isaac Quesada 拍摄,来源于 Unsplash

开篇先作声明:我们对转世一事深信不疑,此立场在相关神秘学课程文章中已有阐述。

许多人或许不知,当代科学界里,亦有学者支持转世之说。其中以伊恩·史蒂文森博士(1918–2007)最为知名。他曾任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四十年间,他搜集并研究了超过二千五百起的案例,皆是幼儿自述拥有前世记忆。即便剔除说服力较弱的例子,剩余证据依然庞大,唯有目光短浅、固执己见的怀疑论者才会全盘否定。

试举一例,便能窥见史蒂文森治学的缜密与严谨。某日在斯里兰卡,一名小女孩无意听见母亲提及一个她从未踏足的小镇。女孩随即忆起,自己便是在那里溺毙的;当时她那「哑巴」哥哥将她推入河中,而她有位名叫「赫拉」的秃头父亲,在佛塔附近的市集卖花。她家住一栋屋顶镶有玻璃窗的房舍,狗拴在院中,喂的是肉;屋子毗邻一座印度教大庙,信徒常在庙外将椰子摔碎于地。

史蒂文森实地查证,发现镇上确有一名卖花人,在佛塔旁设摊;他两岁的女儿曾与智障的弟弟外出玩耍,不幸在河中溺亡。此人所居房屋正有天窗,邻人也惯将肉块丢给系在院里的狗。这房子紧挨主庙,信徒确实在庙旁举行仪式,摔破椰子。然而,女孩的记忆仍有几处偏差:父亲并非秃头(虽则祖父与叔叔皆是),名字也非「赫拉」——那是已故女孩表妹的名字。但总体而言,她所述三十项可核实细节中,多达二十七项正确无误。两家人素未谋面,亦无任何共同亲友。

一九九七年,史蒂文森出版两卷本重要著作《转世与生物学》。书中记载一项引人入胜的发现:身体特征竟能从前世延续至今生。医学界对胎记成因向来所知甚浅,更不解其为何偏生于皮肤某处。史蒂文森发现,自称记得前世的儿童里,约百分之三十五带有胎记或先天缺陷,而他们(或提供线索的成人)将之归因于前世所受创伤。该书收录逾两百份儿童案例报告,这些孩子不仅忆起前世,身上更出现与前世伤痕相符的异常印记。部分案例中,细节尚能透过死者验尸记录与照片加以核实。

科学未能解释此现象,神秘科学却可。线索藏在《圣经》之中。《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写道:「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同样的话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申命记》五章九节、《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等多处反复出现,足见此为犹太人长久确立、广泛接纳的教义,后亦为早期基督教会承袭。

这过程究竟如何运作?为何肉体伤痕会以胎记或其他异常之姿,显现于新生之躯?我们无意佯装知晓答案,但史蒂文森的研究显示,此类现象在其调查案例中占比甚高。由此推导,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一个人于前世(或多世)所犯下、违逆自然法则的罪愆,无论有心或无意,都必须在未来一世(或多世)偿还。这正是「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真义。因为在真实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来世生活的「父亲」。

若以一般基督徒方式解读此段经文,那便是信奉一位不公不义、残酷无情的「神」——竟会惩罚未犯此罪过的孩子!

神秘学课程中曾论及因果报应,探讨「罪」与「罚」的课题,此处便不再重复;只需说明,我们一生的善行恶举皆如影随形。这并非报复之神所降的「惩罚」,亦非如许多神秘主义者所认为,是为了偿还前世的「业债」。这不过是前因所结之果;无论此因是由我们自己或他人种下。

史蒂文森还发现,孩童保留的前世记忆,与强烈的情感密切相关。他认为,创伤性的死亡会在情感上烙下印记。事实上,他研究的多数儿童皆自称在前世遭遇横死。这印证了神秘学长久以来的认知: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往往在记忆中刻下最鲜明的痕迹;不仅前世如此,今生亦然。

史蒂文森亦观察到,两世之间存在时间间隔;转世并非即刻发生。这再次验证了神秘科学的教义:两个世代之间相隔一百四十四年,恰为平均寿命的两倍。不过,由于他研究的多数案例涉及早年猝逝的孩童,因此观察到的间隔短了许多。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这些儿童所表现的习惯与恐惧,常与他们前世的死亡方式相关。自称溺水而亡的,对水怀有异常恐惧;受刀伤而死的,则对刀具心生畏惧,诸如此类。

在另一篇文章《前揭开来世的面纱:探索来世真相与误解》中,我们曾提及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彼得·拉姆斯特的研究。他于一九八二年制作了一部名为《转世》的非凡电视纪录片,片中四位来自悉尼的妇女在催眠状态下细述前尘往事。若想观看此片,可在YouTube上寻得。

拉姆斯特的研究为转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尽管科学界从未正式承认。其中一名参与者格温·麦克唐纳,在接受催眠回溯前,本来是坚定的怀疑论者。她忆起十八世纪在萨默塞特的前世生活,许多细节在节目中获得证实。她双眼被蒙,带往前世居住之地,虽从未离开过澳大利亚,却对周遭环境了如指掌。她能准确指出瀑布的位置,以及踏脚石的所在。当地人证实,那些踏脚石在她到访前,已被移走四十余年。

辛西娅·亨德森也是拉姆斯特研究中四位对象之一,她回忆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生。在催眠中,她能以流利法语交谈,不带丝毫口音;听得懂法语提问,并以当时的方言回答。她甚至知晓那些早已更名、仅存于旧地图上的街道名称。

这部纪录片中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或许来自第三位受访者珍妮·格林。这位年轻的澳大利亚女子在深度催眠下,忆起自己于一九三七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作为一名犹太少女的生活片段。当她被带到这座从未踏足、甚至未曾听闻的城市时,竟能准确辨认出几座建筑——这些建筑在二战后的任何地图上皆无记载。她甚至指认出一栋自一九四五年后便不再用作医院的建筑,坚称它曾是医院。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拉姆斯特请来德语翻译后发生的事。珍妮先前在催眠中曾说德语,那是她今生从未学过的语言。当翻译问她“Wie heißt Du?”(你叫什么名字?)与“Verstehst Du Deutsch?”(你懂德语吗?)时,珍妮并未以德语回应,反而以一种激动难辨的絮语作答,令拉姆斯特与翻译茫然不解。但事情并非如此单纯!

本文作者初次在YouTube上聆听这段纪录片录音时,立即辨出那些词语属于古埃及语。其中一句是「kho’ ntiy her-sty dy zi’m」(khoon-tee herstee dee zéem),意为「先帮她(珍妮)一下!」这阵絮语以一声愤然的叹息作结,听来像是「weesna!」,或许是古埃及短语「wie e’s la」的变体,意思是「她(不过)说说罢了」。这便引出一问:她为何要用埃及语说话?一种可能是,珍妮的内在自我试图告诉研究者,她只是众多人格中的一个,强行追忆这段特定人生对现今的自我并无助益。另一种可能是,在极度的情感压力下,「珍妮」试图寻求更早期人格的庇护——那人格所过的生活,远比遭纳粹残害的犹太少女来得幸福。

无论作何解释,事实摆在眼前:一位不懂德语、从未离家的澳洲家庭主妇,忆起了二战前纳粹德国的生活,并在恍惚中以一种已沉寂三千五百余年的语言呼喊。至此,我们不舍地结束此篇探讨,但愿其中所思,能予您些许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