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世的現象與證據

本文引述轉世理論的科學研究，聚焦伊恩·史蒂文森博士的學術成果。

照片由 Isaac Quesada 拍攝，來源於 Unsplash

開篇先作聲明：我們對轉世一事深信不疑，此立場在相關神秘學課程文章中已有闡述。

許多人或許不知，當代科學界裡，亦有學者支持轉世之說。其中以伊恩·史蒂文森博士（1918–2007）最為知名。他曾任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教授，四十年間，他蒐集並研究了超過二千五百起的案例，皆是幼兒自述擁有前世記憶。即便剔除說服力較弱的例子，剩餘證據依然龐大，唯有目光短淺、固執己見的懷疑論者才會全盤否定。

試舉一例，便能窺見史蒂文森治學的縝密與嚴謹。某日在斯里蘭卡，一名小女孩無意聽見母親提及一個她從未踏足的小鎮。女孩隨即憶起，自己便是在那裡溺斃的；當時她那「啞巴」哥哥將她推入河中，而她有位名叫「赫拉」的禿頭父親，在佛塔附近的市集賣花。她家住一棟屋頂鑲有玻璃窗的房舍，狗拴在院中，餵的是肉；屋子毗鄰一座印度教大廟，信徒常在廟外將椰子摔碎於地。

史蒂文森實地查證，發現鎮上確有一名賣花人，在佛塔旁設攤；他兩歲的女兒曾與智障的弟弟外出玩耍，不幸在河中溺亡。此人所居房屋正有天窗，鄰人也慣將肉塊丟給繫在院裡的狗。這房子緊挨主廟，信徒確實在廟旁舉行儀式，摔破椰子。然而，女孩的記憶仍有幾處偏差：父親並非禿頭（雖則祖父與叔叔皆是），名字也非「赫拉」——那是已故女孩表妹的名字。但總體而言，她所述三十項可核實細節中，多達二十七項正確無誤。兩家人素未謀面，亦無任何共同親友。

一九九七年，史蒂文森出版兩卷本重要著作《轉世與生物學》。書中記載一項引人入勝的發現：身體特徵竟能從前世延續至今生。醫學界對胎記成因向來所知甚淺，更不解其為何偏生於皮膚某處。史蒂文森發現，自稱記得前世的兒童裡，約百分之三十五帶有胎記或先天缺陷，而他們（或提供線索的成人）將之歸因於前世所受創傷。該書收錄逾兩百份兒童案例報告，這些孩子不僅憶起前世，身上更出現與前世傷痕相符的異常印記。部分案例中，細節尚能透過死者驗屍記錄與照片加以核實。

科學未能解釋此現象，神秘科學卻可。線索藏在《聖經》之中。《出埃及記》二十章五節寫道：「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同樣的話在《出埃及記》三十四章七節、《申命記》五章九節、《民數記》十四章十八節等多處反覆出現，足見此為猶太人長久確立、廣泛接納的教義，後亦為早期基督教會承襲。

這過程究竟如何運作？為何肉體傷痕會以胎記或其他異常之姿，顯現於新生之軀？我們無意佯裝知曉答案，但史蒂文森的研究顯示，此類現象在其調查案例中佔比甚高。由此推導，不可避免的結論是：一個人於前世（或多世）所犯下、違逆自然法則的罪愆，無論有心或無意，都必須在未來一世（或多世）償還。這正是「我必追討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真義。因為在真實意義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來世生活的「父親」。

若以一般基督徒方式解讀此段經文，那便是信奉一位不公不義、殘酷無情的「神」——竟會懲罰未犯此罪過的孩子！

神秘學課程中曾論及因果報應，探討「罪」與「罰」的課題，此處便不再重複；只需說明，我們一生的善行惡舉皆如影隨形。這並非報復之神所降的「懲罰」，亦非如許多神秘主義者所認為，是為了償還前世的「業債」。這不過是前因所結之果；無論此因是由我們自己或他人種下。

史蒂文森還發現，孩童保留的前世記憶，與強烈的情感密切相關。他認為，創傷性的死亡會在情感上烙下印記。事實上，他研究的多數兒童皆自稱在前世遭遇橫死。這印證了神秘學長久以來的認知：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往往在記憶中刻下最鮮明的痕跡；不僅前世如此，今生亦然。

史蒂文森亦觀察到，兩世之間存在時間間隔；轉世並非即刻發生。這再次驗證了神秘科學的教義：兩個世代之間相隔一百四十四年，恰為平均壽命的兩倍。不過，由於他研究的多數案例涉及早年猝逝的孩童，因此觀察到的間隔短了許多。另一項有趣的發現是，這些兒童所表現的習慣與恐懼，常與他們前世的死亡方式相關。自稱溺水而亡的，對水懷有異常恐懼；受刀傷而死的，則對刀具心生畏懼，諸如此類。

在另一篇文章《前揭開來世的面紗：探索來世真相與誤解》中，我們曾提及澳大利亞心理學家彼得·拉姆斯特的研究。他於一九八二年製作了一部名為《轉世》的非凡電視紀錄片，片中四位來自悉尼的婦女在催眠狀態下細述前塵往事。若想觀看此片，可在YouTube上尋得。

拉姆斯特的研究為轉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儘管科學界從未正式承認。其中一名參與者格溫·麥克唐納，在接受催眠回溯前，本來是堅定的懷疑論者。她憶起十八世紀在薩默塞特的前世生活，許多細節在節目中獲得證實。她雙眼被蒙，帶往前世居住之地，雖從未離開過澳大利亞，卻對周遭環境瞭如指掌。她能準確指出瀑布的位置，以及踏腳石的所在。當地人證實，那些踏腳石在她到訪前，已被移走四十餘年。

辛西婭·亨德森也是拉姆斯特研究中四位對象之一，她回憶起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生。在催眠中，她能以流利法語交談，不帶絲毫口音；聽得懂法語提問，並以當時的方言回答。她甚至知曉那些早已更名、僅存於舊地圖上的街道名稱。

這部紀錄片中最引人注目的證據，或許來自第三位受訪者珍妮·格林。這位年輕的澳大利亞女子在深度催眠下，憶起自己於一九三七年，在德國杜塞爾多夫作為一名猶太少女的生活片段。當她被帶到這座從未踏足、甚至未曾聽聞的城市時，竟能準確辨認出幾座建築——這些建築在二戰後的任何地圖上皆無記載。她甚至指認出一棟自一九四五年後便不再用作醫院的建築，堅稱它曾是醫院。

然而，更耐人尋味的是拉姆斯特請來德語翻譯後發生的事。珍妮先前在催眠中曾說德語，那是她今生從未學過的語言。當翻譯問她“Wie heißt Du?”（你叫什麼名字？）與“Verstehst Du Deutsch?”（你懂德語嗎？）時，珍妮並未以德語回應，反而以一種激動難辨的絮語作答，令拉姆斯特與翻譯茫然不解。但事情並非如此單純！

本文作者初次在YouTube上聆聽這段紀錄片錄音時，立即辨出那些詞語屬於古埃及語。其中一句是「kho’ ntiy her-sty dy zi’m」（khoon-tee herstee dee zéem），意為「先幫她（珍妮）一下！」這陣絮語以一聲憤然的嘆息作結，聽來像是「weesna！」，或許是古埃及短語「wie e’s la」的變體，意思是「她（不過）說說罷了」。這便引出一問：她為何要用埃及語說話？一種可能是，珍妮的內在自我試圖告訴研究者，她只是眾多人格中的一個，強行追憶這段特定人生對現今的自我並無助益。另一種可能是，在極度的情感壓力下，「珍妮」試圖尋求更早期人格的庇護——那人格所過的生活，遠比遭納粹殘害的猶太少女來得幸福。

無論作何解釋，事實擺在眼前：一位不懂德語、從未離家的澳洲家庭主婦，憶起了二戰前納粹德國的生活，並在恍惚中以一種已沉寂三千五百餘年的語言呼喊。至此，我們不捨地結束此篇探討，但願其中所思，能予您些許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