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VII. 黄道星座及其古老性

『所有人往往对自己的理解力有很高的自负，并对他们所宣扬的看法十分坚持。』乔丹 (Jordan) 如此说，他又公正地补充——『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被被别人的理解所引导，而不是自己的；可以更准确地说，他们更多地是接受观点而不是形成观点。』

这一点在科学考虑假设的观点上，显得尤为真实——所谓「权威」的偏见和先入之见，常常决定著对历史最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博学的东方学家中，有好很多种先入为主的看法，然而，相较于黄道古老性的普遍错误，很少有比它更不公正或不合逻辑的。由于一些德国东方学家的爱好，英国和美国的梵语学者已经接受了韦伯 (Weber) 教授的观点，认为印度人在马其顿入侵之前不知道十二星座， 这是古代印度人从希腊人那里把引进他们国家的。其他一些「权威人士」进一步告诉我们，在希腊人亲切地向邻国介绍这个发明之前，没有一个东方国家知道黄道十二宫。面对《约伯记》这本被他们称为希伯来经典中最古老的书，甚至是早于摩西的书籍，它描述了『大角星、猎户座和昴宿星 (Ash, Kesil, 和 Cimah) 和南方的宫』的形成 (ix. 9)；天蝎座和十二星座 (Mazzaroths) (xxxviii., 31,32)。这些话若有任何意义的话，就意味著甚至在阿拉伯游牧部落中也有关于黄道十二宫的知识。他们说，《约伯记》比荷马和赫西奥德至少早一千年——这两位希腊诗人在基督教时代前约八个世纪闻名于世 (!!)。顺带一提，那些更愿意相信柏拉图的人，他表明荷马在更早时候出现，可以指出一些黄道星座出现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或在《俄耳甫斯的诗篇》和其他地方。但是，由于一些现代批评家提出了无稽之谈的假设，认为俄耳甫斯、荷马和赫西奥德都不存在过， 所以提及这些古代作家似乎会浪费时间。提到阿拉伯人约伯就足够了；除非，他的哀歌、连同那两位希腊人的诗作、再加上莱奴斯 (Linus) 的作品，现在也应该被宣布为犹太人亚里士多布勒斯 (Aristobulus)的爱国伪造品。但是，如果黄道在约伯的时代就已经为人所知，那么文明和哲学观的印度人怎么可能一直对它一无所知呢？

在冒著现代批评之箭的危险之下——由于误用而变得钝——读者可以去了解贝利 (Bailly) 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学的观点。推测的结果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数学计算能作为更可靠的依据。贝利以《约伯记》中的几个天文上的参考为起点，设计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来证明黄道科学的最早创始人属于一支史前原始人类。事实上，他似乎乐于将托特、赛特 (Seth) 和中国的伏羲等视为《圣经》中的一些族长，但并不影响他关于黄道带古老性的证明的有效性。*为了论证起见，即便接受他如此谨慎将该学科的正确年代定为公元前 3700 年，这个日期也以最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黄道十二宫不是希腊人发明的，原因很简单， 他们在公元前 37 世纪还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存在——无论如何，都不是批评家们所承认的那个历史上种族。贝利随后计算了星座表现大气影响的时期，这被约伯称为『昴宿星团的甜蜜影响。』†(希伯来语的 Chimah，见约伯记三十八章，31)； 猎户座 ( Cesil )的影响；关联于天蝎座 (第八星座) 的沙漠雨；并发现黄道十二宫的划分和行星的名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永远一致且以同样的顺序；既然不可能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偶然和巧合，『它从来没有创造出这样的相似之处』，必须承认黄道十二宫确实非常古老。』(见《古代天文学》，第 63 至 74 页)

【*《古代天文学》】

【†昴宿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金牛座上方的七颗星，出现于春天的开始。他们在印度神密哲学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意义，并关联于声音和大自然的其他神秘原则。】

再一次，如果《圣经》被认为是任何事情的权威 (还有一些人仍然相信，无论是从基督教或卡巴拉的观点 )，那么，黄道清楚地在《列王纪下》第二十三章第5节中被提到。在「律法书」被希勒家 (Hilkiah) 这位大祭司「发现」之前(第二十二章)，人们已经知道并崇拜黄道十二星座。它们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受到崇拜，因为『祭司，这些是犹大国王委任的，他们烧香给巴力 (Baal)、太阳、月亮、行星和天上群众』，即十二星座，正如英文圣经的旁注所解释的那样(见《列王纪》II. xxiii. 5)，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遵循这一命令。只到约西亚王 (King Josiah) 在公元前 624 年才阻止了他们的偶像崇拜。

《旧约》中充满了关于十二星座的典故，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其上——英雄、人物和事件。因此，在约瑟的梦里，他看到十一颗「星星」向第十二颗鞠躬，而这是是他的「星星」，指的是星座。罗马天主教徒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基督的预言，他们说基督就是那第十二星，还有十一个使徒；第十二个的缺席被认为是对犹大背叛的预言暗示。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也是同样的指涉， 如维拉潘图斯 (Villapandus) 公正地指出 ("Temple de Jerusalem", Vol. I I., p. 2nd part, chap. xxx.)。詹姆斯·马尔科姆 (James Malcolm) 爵士在他的《波斯史》(第七章)中指出，达比斯坦 (Dabistan) 呼应关于黄道十二宫的所有传统。他将它的发明追溯到伊朗黄金时代的繁盛岁月， 他说其中一个传统坚持认为行星的精灵是用他们所假定相同的形状和图形来代表，当他们向几个神圣的先知展示他们自己的时候，并由此建立了基于黄道十二星座的仪式。

毕达哥拉斯和他之后的斐洛·朱维索斯 (Philo Judaeus) 都把数字 12 视为非常神圣的数字。 『十二面体是个完全数。』斐洛补充说，太阳在十二个月内访问这些黄道星座，为了纪念这些星座，摩西把他的民族分成十二个部族，立十二个无酵饼食(《利未记》，xxiv., 5)，以及在教皇长袍周围放置的十二颗宝石。(见 De Profugis。)

根据塞内加 (Seneca) 的说法，贝罗索斯 (Berosus) 通过黄道星座教授了关于所有未来事件和灾变的预言 ; 他确定的世界大火 (沈睡期) 的时间，以及大洪水的时间，对应于古埃及纸莎草纸上找到的时间。它在 25,868 恒星年周期的每次更新时出现。阿卡德人 (Akkadian) 月份的名字是源自于并由黄道十二宫的名字，且阿卡德人比迦勒底人早得多。波罗客多 (Proctor) 先生在他的《天文学神话和奇迹》中表明，古代天文学家在公元前 2400 年就已经获得了一个最为精确的天文学系统；印度人将卡利时代 (Kali Yug) 的开始日期定在公元前 31 世纪的一次行星周期性合相；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属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希腊人，教导了雅利安印度人天文学！

无论黄道星座的起源是雅利安人还是埃及人，它仍旧是一个巨大的古代遗物。辛普里希乌斯 (Simplicius，公元五世纪) 写道，他一直听说埃及人在过去的 630,000 年里一直保持著天文观测和记录。这句话似乎吓到了梅西 (G. Massey) 先生，他在他的《自然起源》(318) 中说到『如果我们将《出埃及记》所谓埃及人的一年，把单位换成月份时，仍然可以得出两个岁差周期的时间 (或 51736 年)。提奥奇尼斯·拉尔修斯 (Diogenes Laertius) 将埃及人的天文计算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 48,863 年 (序, 2)。马提亚努斯·卡佩拉 (Martianus Capella) 向后人证实了这一点，说埃及人在将他们的知识传授给世界之前，已经秘密研究了 4 万多年的天文学 (刘易斯，《古代天文学》，第 264 页)。

《自然起源》中有几句有价值的引语来支持作者的理论，但它们更多地证明了秘密教义的教导。例如，他引用了普鲁塔克《苏拉一生》("Life of Sulla") 中的描述 : 『有一天，天空很平静 ... .其中传来了一阵声音 ... 是一阵号角声，是如此响亮，刺耳，悲伤，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托斯卡纳 (Tuscan) 的圣贤们说，它预示著一个新的人类种族和世界的革新；因为他们认定有八种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和行为都不同，且天上给定各自的时期， 是由大年 (25868 年) 的循环来限定的。』

这使人强烈地想起了我们人类的七个种族，而第八个——「动物人」——则是从后第三个种族演变而来的；还有大陆的接续沉没和毁灭，最后几乎毁灭了这一物种的绝大部分。

杨布里科斯 (Iamblichus) 说 : 『亚述人不仅像希帕克斯 (Hipparchus) 说的那样保存了270,000 年的纪念物，也保存了整个末世恢复和世界七位统治者的时期。』 (普罗克洛斯, 在 Timæus, b. I.) 这已非常接近密传教义的计算。对于我们现在的第五根种族，被允许存在100万年左右的时间，而自上一座大岛 (大陆的一部分) 消失以来已经过了约85万年的时间，即第四个种族 (亚特兰蒂斯) 的鲁塔 (Ruta) ; 而底提耶 (Daitya) 是一个居住著混合种族的小岛，在大约 27 万年前的冰河时期被摧毁 (参见第二卷)。但是七位统治者，或七位神圣国王的伟大王朝，都存在于古代每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中。无论在什么地方提到十二，它们总是黄道十二宫。

事实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使得罗马天主教作家——尤其是法国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已经默许将十二个犹太族长关联于黄道十二星座。这是一种先知神秘主义的方式， 对于虔诚无知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征兆，是对「神的选民」的一种默认的神圣认可，其指头有目的地从创世之初在天上描画这些族长的数目。例如，这些作家 ( 包括德·米尔维尔，De Mirville ) 有趣地发现了十二星座的所有特征，体现在雅各临终时对他的儿子们说的话，以及他对每个部落未来的定义。 (请参阅《创世纪》第49章。) 此外，这些同样部落的旗帜，所展示的符号和名字与十二星座相同，也重复于乌陵 (Urim ) 和土明 (Thummim) 的 12 块石头上，以及基路伯的 12 个翅膀上。把精确性的证明留给所谓的神秘主义者，如下所示 : 在鲁本 (Reuben) 被描述为「像水一样不稳定」( 武加大 (Vulgate) 则被描述为 「像水一样奔腾」)，对应于人，或宝瓶座；西缅 (Simeon) 和利未 (Levi) 之间稳固的兄弟关系对应于双子座；犹大 (Judah) 是他部落中「强壮的狮子」、「狮子的小崽」，对应于狮子座；扎布伦 (Zabulon) 「要住在海的避风港」，对应于双鱼座；伊萨迦 (Issachar) 对应于金牛座，因为他是『一头强壮的驴子，躺在地上』，因此与马厩有关；丹 (Dan) 被描述为『一条蛇，在路上咬人的毒蛇』，是对「处女-天蝎」这双重星座明显的描述；拿弗他利 (Naphtali) 是「释放的母鹿」，对应摩羯座；便雅悯 (Benjamin) 是巨蟹座，因为他「贪婪」；亚设 (Asher) 是天秤座，他的 「面包要是肥美的」；约瑟 (Joseph) 是人马座，因为「他的弓住在力量中」。为了填补第十二个星座的空缺，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独生女迪娜 (Dina) 作为处女座与天蝎座分离 (见《创世纪》：94) 。传统显示所谓的部落的旗帜上有 12 个标志。除了这些例子之外，《圣经》中还充满了神学宇宙学和天文学的符号和人格化。

这仍然是一个疑问——如果实际活著族长的命运，是如此不可分割地与黄道星座缠绕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在失去十个部落之后，十二个星座中的其中十个怎么还没有奇迹般地从恒星领域消失呢? 但这并不是主要关心的问题。让我们著手研究十二宫自身的历史吧。

现在读者可能会想起一些科学界的最高权威就这个主题发表的观点。

牛顿相信黄道十二宫的发明可以追溯到阿尔戈英雄 (Argonauts) 的远征；而杜拉尔 (Dulaure) 认为它起源于公元前 6500 年，且根据《圣经》的年表，距离世界诞生只有 2496 年。

克罗伊策 (Creuzer) 相信这很容易表明，大多数神谱与宗教历法密切相关，并指出他们最初的起源是黄道十二宫——就算语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二星座完全相同，那么也是一些非常类似的东西。他确信黄道及其神秘的关系是所有神话的根源，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存在著，而且它以旧形式存在了很久 ; 由于一些奇特的事件协同作用，它以当前定义的天文外观呈现出来。(克罗伊策，第三卷，第 930 页)

不管「行星的神灵」(我们的超尘世层面的禅那主 ) 是否如《宗教学派》 (Dabistan) 所说的那样，向「神圣先知们」展示了自己；当古代迦勒底的占星魔法和神谕并存时，伟大的门外汉和战士似乎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青睐。非凡的泽诺芬 (Xenophon) 叙述了关于赛勒斯 (Cyrus) 的事，即在他去世的那一刻，国王热诚地向众神和英雄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经常亲自教导他有关天上(ev ouraniois semeiois) 星座的事情。( "Cyropedie, Ant. du Zodiaque.”)

除非星座的科学被视为最古老和最普遍的，否则如何解释它的符号被追溯到最古老的神谱? 据说拉普拉斯对于水星(星期三)、金星(星期五)、木星(星期四)、土星(星期六)和所对应日子的顺序和名称，竟然在印度和北欧相同而感到惊讶。『如果可以的话，试著用当今流行的本土文明体系，来解释那些没有共同祖先、传统或出生地的国家，是如何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天空幻境，一种真正的恒星名称的混乱，没有顺序和目的，它们与它们所代表的星座没有任何形象化的联系，且显然的，与它们象征的尘世生命阶段的关系更小。』难道不是因为在这一切的根源上，有著一般性意图、一个普遍的原因和信念吗? ("Pneumatologie", Vol. IV., p. 61.) 杜普伊斯 (Dupuis) 最真确的断言了同样的事情 : 『在天空的各个部分以及天文学家们任意划定的图形之间，不可能发现任何相似之处；而另一方面，偶然性是不可能的。』("Origine des Cultes, Zodiaque")

几乎可以肯定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大自然中没有「偶然」，因为 一切都是数学上的协调和相互关联的单元。『偶然性，』柯勒律治 (Coleridge) 说 : 『只是神 (或大自然) 的笔名，是对于那些他不选择公开签署的特殊情况。』将「神」一词替换成业力，它将成为东方的公理。因此，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所谓黄道十二宫的恒星「预言」，从来不指向任何一个特定的事件，不管它对人类的某一部分来说是多么庄严和神圣，而是指大自然中不断循环的、周期性的法则， 只有恒星众神本身的启蒙者才能理解。

没有一个神秘主义者、没有一位出生在东方的占星家，会同意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甚至是开普勒的神秘天文学、他伟大的科学和博学；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的前提是相当正确的，他由此的推论是片面的，并且被基督教的先入之见所扭曲。后者将此预言直接指向救世主，其他国家看到了一个为实际显化期颁布的永恒法则象征。为什么将双鱼座视为基督的直接参考——他是世界改革家之一，对他的直接追随者来说是救世主， 但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他只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启蒙者——这个星座作为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性救世主的象征闪耀著，散布光明和驱散精神黑暗? 基督教的符号学家已经试图证明它象征以法莲 (Ephraim，约瑟的次子) ，雅各的选民，因此，在太阳进入鱼的星座 (双鱼座) 的那一刻，『选民弥赛亚，是最初基督徒的鱼(Ichthus)，必须出生。但是，如果拿撒勒 (Nazareth) 的耶稣是弥赛亚——他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吗 ? 还是神学家们为了使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能吻合于恒星的事实和大众的信仰，才使他如此出生的？ 每个人都知道耶稣真实的出生时间和年份是完全未知的。正是犹太人的祖先用鱼(Dag) 这个词同时表示「鱼」和「弥赛亚」，在他们的拉比语言强行发展过程中，他们第一个否定了这个基督教的说法。那么如何解释婆罗门把他们的「弥赛亚」，即永恒的化身毗湿奴，关联于一条鱼和洪水，且巴比伦人的「鱼人」(Dag-O) 同样指一条鱼和一个弥赛亚，即「人-鱼」和先知？

在埃及古物学家中有一些博学的偶像破坏者，他们说 : 『当法利赛人寻求「天上的迹象」时，耶稣说：「除了约拿 (Jonas) 的迹象以外，不会给予其他的迹象』(马太十六章，4). ... 约拿的迹象是尼尼微的鱼人 ( Oan)的迹象 ...。 确实， 除了太阳在双鱼座重生的迹象之外，没有其他迹象。神秘智慧的声音说道，那些寻找迹象的人只会看到返还的「鱼-人」——耶稣鱼、欧涅斯 (Oannes) 或约拿——他不能成为肉身。』

看起来，开普勒坚信在他「投生」的那一刻，所有行星都合相在双鱼座的中，犹太人 (卡巴拉派) 将其称为「弥赛亚的星座」。 『正是这个星座，』他断言 : 『放置了东方三博士**的星星。』这句话由塞普博士引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 Vol. I. 第 9 页) 促使他说 : 『所有犹太传统在宣告那颗星的时候，被许多国家都看到了』 (！) *他补充说 : 『它将吸收掌管地球上不同国家命运的 70 个行星。』†『根据这些自然预言，』塞普博士解释道 : 『天空的星星上写著，弥赛亚将在世界的月历年 4320 年出生，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年，整个行星合唱团将庆祝它的禧年。』

【*不管许多国家是否见过那颗同样的星星，我们都知道「三博士」以卡斯帕 (Kaspar) 和梅尔基奥 (Melchior) 这样的日耳曼名字为乐，巴尔撒查 (Balthazar) 是唯一的例外，而这两个名字中没有太多迦勒底的印记——而他们的坟墓由著名的科隆大教堂的牧师展示的，坚信认为博士的尸体埋藏在那里。】

【†这个关于掌管国家命运的七十个行星的传统，是基于神秘宇宙起源的教导，即除了我们自己的七重行星世界链外，在太阳系中还有更多的行星。】

在本世纪初确实存在一场对印度教徒的愤怒浪潮，要求他们归还据称从犹太人那边盗窃得来的「神明」、族长和年表。威尔福德 (Wilford) 将普利提 (Prithee) 和萨提雅瓦塔 (Satyavrata) 视为诺亚，将德鲁瓦 ( Dhruva)视为以挪士 (Enos)，将自在主 (Iswara) 视为阿舒尔 (Assur)。然而，一些东方学家在印度居住了这么多年之后， 至少应该知道，不是只有印度人拥有这些数字，也不是印度人把他们的大时代划分为四个小时代。然而，《亚洲研究者》的作者们却沈溺于最夸张的推测。

诺威治 (Norwich) 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和鞋匠」麦基 (S. A. Mackey) 非常恰当地指出 : 『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对印度漫长的年表进行批判。』 『但是，当一个有学问的人把古人的名字和数字钉在十字架上，将它们拧曲成了一种与古代作者意图完全不同的形式 ; 但是，他的大脑中已经存在著蛆的诞生，它的残害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他假装对这一发现感到惊讶，我不认为他是那么可以原谅的。』 (《乌拉尼亚之钥》)

这句话是打算用在威尔福德上尉 (后来的上校) 身上的，但这句话可能不只适用于一位现代的东方学家。前者是第一个冠以不幸推测，将印度教年表和《往世书》的 4,320,000 年与圣经年表联系起来，把这个数字缩小到 4320 年(据说是耶稣诞生的阴历年)，且塞普博士只是抄袭了这位勇敢军官的想法。此外，他坚持认为这些是犹太人的财产，以及基督教的预言，因此指责雅利安人自己获取了闪族人的启示，然而恰恰相反。此外，犹太人也不必被指责掠夺印度人，而以斯拉 (Ezra) 可能对他们的数字一无所知。显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从迦勒底人那里借来的，还有的神灵。他们从迦勒底神圣王朝432,000 年中*，产生从创世到基督纪元的 4320 农历年；至于巴比伦和埃及的神灵，他们悄悄地、谦虚地把他们变成了族长们。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对万神体系 (曾为所有人共有) 进行改造和适应，使之成为民族和部落神和英雄，而付有罪则。这在新的《摩西五经》服装中是他们的财产，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强迫任何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人。

【*当然，每个学者都知道，迦勒底人声称他们的神圣王朝的数字(432) 或(432,000) 等于印度人的大时代 (Mahayuga)，即 4,320,000。因此，慕尼黑的塞普博士决定支持开普勒和威尔福德 (Wilford) 的指控，即印度教徒是从基督徒那里借用了它们，而迦勒底人从犹太人那里借用，正如声称的那样， 他在世界的第4,320个农历年中期望他们的弥赛亚！！按照古代作家的说法，这些数字根据贝罗苏斯 (Berosus) 的 120 个沙罗周期 (Saroses) 为基础的——每一个划分都意味著 600 年，总计 432,000 年——因此它们并不显得武断。但是这位虔诚的慕尼黑教授决定用正确的方式来解释它们。他声称已经解开了这个谜，是通过证明『沙罗周期是根据普林尼 (Pliny) 的 222 个 合相月组成的，也就是 18 年 6/10，』 此计算自然又回到了『苏伊达斯 (Suidas) 给出的』数字，他断言 120 个沙罗周期构成了 2222 个祭司年的和周期年，相当于 1656 个太阳年。』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第二卷第 417 页)

苏伊达斯 (Suidas) 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即使他说过，也不能证明什么。奈罗周期和沙罗周期在未受启蒙的古代作家中是一样的刺，就像启示录 666 的「大野兽」对于现代作家一样，他们也找到了跟后者一样倒霉的牛顿们。】

我们不要停下来过于关注这个非常不科学的时间线，而是对一些与重点可能相关的事情做一些评论。这些 4,320 月历年的数字 (圣经中使用的是太阳年) 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即使它们的应用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只是原始的密传学说、和后来婆罗门教义关于「时代」(Yugas) 的扭曲回声。梵天的一个「白昼」等于 4,320,000,000 年，梵天的一个 「黑夜」也是如此，或称沈睡期 (Pralaya)，在此之后，在新的显化期中，新的太阳凯旋升起，照亮了的七重行星链。这种教导早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渗透到巴勒斯坦和欧洲 (见《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I. 132)，并出现在摩西犹太人的脑海中，他们以它为基础，建立了他们的小周期，虽然它只有通过基督教的《圣经》年表才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们采用了12 月25 日这天，据说是所有太阳神灵投生的日子。那么，弥赛亚是「在世界 4,320 月历年」出生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正义与救赎之子」再次升起，驱散了混沌的沈睡期黑暗与非存在，位于我们客体小星球和行星链的层面上。一旦确定了崇拜的对象，他的出生、生活和死亡等假想事件就很容易符合黄道带的要求和古老传统，尽管它们必须根据特定场合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

因此，开普勒作为一名伟大的天文学家，所说的话变得可以理解。他认出所有这些行星合相的宏大而普遍的重要性，『每一个』——正如他所说的——『都是人类的转折之年。』*土星、木星和火星的罕见合相有其意义和重要性，因为它在印度和中国的产生某些大影响，对于欧洲那些国家的神秘主义者也一样。当然，若认为大自然在建造 (对世俗者而言) 幻想而毫无意义的星座时，眼里只有基督，那这无疑也仅是一种猜测。如果宣称数千年前星座的古代建筑师，将金牛座标记为星号 (a) 与话语或基督的预言关联，仅仅因为金牛座的a (aleph) 意味著「一」和「最初」，而基督也是a (alpha) 或「一」，却没有更好或更可靠的证据，那么这种「证据」能以多种方式来表明无效。首先， 无论如何，黄道十二宫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就存在了; 此外，所有的太阳神都被神秘地与那个星座 (金牛座) 联系在一起——比如奥西里斯——它们都被各自的信徒称为「最初」。再来，那些赋予基督救世主神秘别名的编撰者，都或多或少了解黄道星座的含意；而且我们更容易设想，他们安排好他们的主张以便回应那些神秘的星座，而非后者作为预言只照耀人类一部分，长达数百万年，不顾过去的无数世代和将来将要诞生的一代。

【*读者必须记住，当神秘主义者使用「转折之年」这个短语时，并非只有通常的涵义。这不仅是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会预期有周期性大变化，无论是在人或宇宙的组成上，也包含精神性的普遍变化。欧洲人把每第 63 年称为「大转折」，也许合理地认为这些年份是 7 乘以 3,5,7和 9 而产生的。但在神秘主义中，「七」是大自然的真实尺度，而7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相乘，而欧洲国家至今还不知道。】

『这不是简单的巧合，』我们被告知，『他们都把公牛的头 (金牛座) 放在某些球体上、宝座上，试图用角上的带柄十字来推开一条龙；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金牛座被称为「伟大的神之城和启示之母」，也是「神圣声音的解释者」，在埃及赫穆蒂斯 (Hermoutis) 的「和平之蜂」(Apis pacis)，(正如教父们所坚信的那样) 他们更喜欢与救世主诞生相联系的神谕。』 ("Pneumatologie", iv., 71).

有几个回复针对这个神学假设。首先，埃及带柄十字、或T (tau) 、耆那十字、或卍字，和基督教十字架都有相同的意思。其次，只有基督徒才会给予龙如今所拥有的意义，没有其他民族或国家会这么做。蛇是智慧的象征；公牛 (金牛座) 是物质或尘世生成的象征。因此，后者用 T 或「十字」来推走龙，或称精神性的神圣智慧；十字在密传解释上是『所有建造的基础和框架』，而圣经学者和符号学家只知道它的阳物与生理含意。无论如何，它并没有特别提到圣约翰的话语，也许除了提到一般意义。金牛座 (顺带一提，它不是羔羊，而是公牛) 在每个宇宙生成论都是神圣的，不管对印度人、琐罗亚斯德教、迦勒底人和埃及人都是如此。多至每个学童都知道。

若要帮助唤起我们神智学者的记忆，可以引用对圣母和龙的讨论，以及世界救世主——太阳神灵——周期性诞生的普遍性，这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I, 490，其中参考《启示录》中的某些段落。

1853年，埃拉德-摩连 (Erard-Mollien) 这位学者在法国研究院面前读了一篇论文，想证明印度的十二星座的古老性，在这些星座中能发现那个国家所有最重要宗教节日的根源和哲学，其宗教仪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 3000 年的夜晚，正如演讲者试图展示的那样。他认为，印度的黄道星座远比希腊的要早，而且在某些细节上与希腊的有很大不同。其中一个是龙在一棵树上，在树脚下是「圣母」杜尔加 (Kanya-Durga)，最古老的女神之一，位于一只狮子上，后面拖著太阳的车子。『这就是为什么，』他补充说，『这个圣母杜尔加并非只是简单的纪念一个天文事实，但确实是印度奥林匹斯神中最古老的。很明显，她就是所有预言书所说的那个人，至些作品是维吉尔 (Virgil) 灵感的来源；那位预言回来的处女是普遍革新的一个象征 ... 至于为什么，』他补充 : 『我们如今看到，那些说马拉雅拉姆语 (Malayalim) 的南印度人用这个太阳黄道星座的不同神名来命名月份——为什么要放弃他们祖先的星座，而去承担希腊人的星座呢? 相反，一切都证明这些星座图形是迦勒底人传给希腊人的，而迦勒底从婆罗门那里得到的。』 (见 Recueil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1853.)

但是这一切都是非常不充分的证据。然而，我们也要记住沃尔尼 (Volney) 同时代人所说和接受的那些话，他们在《帝国的废墟》第 360 页中指出，由于公元前 1447年白羊座处于其第 15 度，由此可以得出，「天秤座」的第一度若要与春分同时出现，则至少要在公元前 15,194 年，如果你加上自基督以来的 1790 年, 那么从黄道星座的起源到现在已经 16984 年。

此外，施莱格尔 (Schlegel) 博士在他的《中国天文学图谱》中，还将中国天文学球体的历史追溯到18,000年。(参见第 54、196 页等)

然而，若引用的观点没有充分的证据是没有用的，因而转向科学证据可能更有用。贝利先生 (Bailly) 是上世纪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科学院成员等等，断言印度的天文学系统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而且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甚至犹太人都是从他们那里获得知识的。为了支持这些观点，他说——

『在公元前 1,491 年之前的天文学家，首先是亚历山卓希腊人；比我们的时代早125 年的喜帕恰 (Hipparchus) 和比他晚 260 年的托勒密 (Ptolemy)。接著是阿拉伯人，他们在九世纪复兴了天文学研究。后来，这些之后被波斯人和鞑靼人接替，我们要归功于他们在 1269 年编写了马西雷丁表 (Massireddin)，在 1437 年编写了乌鲁伯格表 (Ulug-beg) 。这就是 1491 年印度时代之前在亚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那么，什么是一个时代呢? 它是对某一时刻某一颗星星的经度的观察，在天空中看到它的地方，作为一个参考点，一个起点，用于根据观测到的运动计算出星星的过去和未来位置。但是，除非已经确定恒星的运动之前，否则一个时期是没有用的。一个刚接触科学、被迫借用外国的天文学的民族，在确定时代时没有困难，因为唯一需要的观察是可以随时进行的观察。但最重要的是，它所需要的、它必须借用的是那些依赖准确确定的要素，且需要持续观察； 最重要的是，这些运行依赖于时间，只能通过几个世纪的观测才能准确地确定。因此，这些运行必须借鉴于一个曾进行这种观测的国家，且已经历数百年的努力。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一个新民族在借鉴古代的年代时，也会借鉴他们的「平均运行」。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将发现 1491和 3102 年的印度时代不可能来自托勒密或乌鲁伯格。』

有一种假设认为，印度人将他们在 1491 年的观测结果，与先前乌鲁伯格和托勒密的观测结果进行比较，利用观测结果之间的间隔来确定「平均运行」。乌鲁伯格的日期太接近现代，无法作出这样的决定；而托勒密和希帕克斯的时代还不够远。但是， 如果印度的运行是通过这些比较来确定的，那么各个时代就会联系在一起。从乌鲁伯格和托勒密的时代开始，我们应该到达所有印度人的时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这些外国来的时代对印度人来说要么是未知的，要么是无用的。*

【*关于这一结论的详细科学证据，请参阅贝利 (Bailly) 先生的著作的第 121 页，其中对该主题进行了技术上的讨论。】

我们还可以加上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当一个民族不得不向邻居借用其天文表的方法或平均运行，除此之外，它更需要借鉴其他知识，包括天体的不一致运动、远地点运动、交点运动和黄道倾角；总之，要确定所有这些因素的都需要观测的技艺，一些仪器设备和大产业。所有这些天文元素，在亚历山卓的希腊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鞑靼人之间或多或少地不同，但与印度人的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此，后者没有向其邻居借任何东西。

总结贝利的言论，他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印度人没有借用他们的时代，他们一定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的时代，基于他们自己的观测；这一定是 1491 年以后的时代，或者是我们时代之前 3102 年的，这较 1491 年早了 4592 年。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时代中做出选择，并决定其中哪一个是以观测为基础的。但在陈述能决定问题的论据之前，我们不妨说几句话，针对那些倾向于相信印度人之所以能够确定天体过去的位置，是依靠现代的观测和计算的人。要准确地确定4592年内的天体运动，并描述该时期可能发生的现象，这并不容易。

我们如今拥有精良的仪器；大约两、三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进行著精确的观测，使我们能够相当精确地计算出行星的平均运动；我们有迦勒底人、希帕克斯和托勒密的观测，由于他们距现代遥远，所以我们可以更确切地确定这些运行。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保证，在我们与迦勒底人之间的漫长时期，这是否能够准确地代表此期间内的观察结果；我们更不能准确地确定距今 4592 年之前发生的事件。卡西尼 (Cassini) 和梅尔 (Maier) 分别测定了月球的长期缓慢运动，结果相差 3 分 43 秒。这种差异将在4600年里导致月球位置的不确定度接近三度。毫无疑问，其中一种判断比另一种更准确；需要非常古老的观察才能在两者之间得出结论。但在非常遥远的时期，由于缺乏观测，我们对这种现象是不确定的。那么， 如果印度人只是近代天文学的学生，他们怎么能从公元 1491 年算回西元前 3102 年呢?

东方人从来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在检视他们的天文学后，无论我们对他们的天文学知识有多高的评价，我们也不能假定他们曾经拥有与我们现代天文台不同的大量仪器，且是各种技术同时进步的产物，他们也不可能拥有那种似乎只属于欧洲的发现天赋，这种天赋可以代替时间的作用，推动科学和人类智慧的快速进步。如果说亚洲人是强大的、有学问和明智的，他们的功绩和各种成功是由力量和时间造就的。力量曾建立或摧毁了他们的帝国；现在，它已经建立起体量庞大的雄伟建筑，但现在又化为了令人尊敬的废墟。 在这些变迁交替中，耐心积累了知识；长期的经验产生智慧。东方国家的古老成就了他们的科学声誉。

如果印度人在 1491 年就掌握了天体运动足够精确的知识，使他们能够向前计算4592 年，那么他们只能从非常古老的观察中获得这些知识。给予他们这样的知识，却拒绝他们获得照些知识的观测，就等于假设一个不可能的情况；这相当于假设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始时，就已经获得了时间和经验的丰硕成果。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 3102 年的时代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印度教徒仅仅延续相继的几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491年。因此，时间本身就是他们的老师 ; 他们知道天体在这段时期的运动，因为他们看见它们；印度人在地球上的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使其能忠诚的记录和准确的计算。

关于 3102 年和 1491 年这两个时代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似乎只有一个考量可以解决，那就是一般的古人，特别是印度人，只计算和观察日食。贝利说 : ——

在 1492 年没有发生日食；在那一刻之前或之后的 14 天都没有月蚀。因此，1491 年代并不是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的。至于 3102 年代，特尔瓦尔 (Tirvalour) 的婆罗门把它定在 2 月 18 日的日出。根据太阳的真实经度，此时它是在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点。其他的表显示，在之前的午夜月亮在同一位置，但根据的是它的平均经度。婆罗门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个点，是它们黄道十二宫的起始，是在 3102 年，春分后 54 度。由此可见，该起源——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点——因而在天秤座的第六度。

因此，大约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出现了一个平均合相；『事实上，这种合相在我们最好的表格中被给出了 : 太阳参考卡以耶 (La Caille) 的表，月亮参考梅尔 (Maier) 的表。』那时没有日食， 因为月亮离她的节点太远了；但是 14 天之后，当月球接近这个节点时，一定发生了日食。梅尔的表在加速度的校正下，给出了这个日食；但是他们把它置于白天，在印度是观测不到的。卡西尼的表显示它发生在夜间，这表明梅尔的运动速度在遥远的几个世纪来说太快了，且不允许加速度 ; 这也证明了，尽管我们的知识有所进步，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过往天空的真实面貌。

因此我们认为，在两个印度时代之间，正确的是 3102 年，因为它伴随著一次可以观测到的日食，这一定被用来确定。这首次证明了印度教所认定太阳和月亮在此刻经度的真实性; 这个证据本应足够的，但是因为古老的决定对于验证这些物体的运动非常重要，因此必须提出每一个可能的证据来证明它的真实性。

我们注意到，首先，印度人似乎把两个时代合并到 3102 年。特尔瓦尔的婆罗门主要从卡利时代 (Kali-Yug) 的第一刻开始计算；但是他们有第二个时代置于 2 天 3 小时 32分 30秒以后。后者是真正的天文时代，而前者似乎是文明时代。但如果卡利时代并不是真实的，只是经过计算的结果，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呢? 他们计算出的天文时代将变成卡利时代，即太阳和月亮的合相，就像其他三个表的时代一样。他们一定有什么理由把两者区别开来；而这个原因只能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这不可能是计算的结果。这还不是全部；从3102 年2 月18 日太阳升起所决定的太阳时代开始，回溯事件 2 天 3 小时 32分 30秒， 我们来到 2 月 16 日早上2点27分30秒.，这是卡利时代开始的时刻。奇怪的是，这个时代的开始时间并不是一天当中的四大划分之一。人们可能会怀疑时代应该开始于午夜，而 2 小时 27 分 30 秒是子午线修正。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来确定这一时刻，很明显，如果这一时代是经过计算的结果，同样把回推到午夜也很容易，这样，就可以把时代对应于一天中的主要划分，而不是把它放在一天的某个部分时刻。

第二。印度教徒断言，在卡利时代的第一个时刻，所有的行星都会合相；且他们的表格显示了这个合相，而我们的表格表明它可能确实发生过。木星和水星在黄道的同一度数；火星远离它 8º ，而土星是17º。因此，大约在这个时候，或者说卡利时代开始后十四天左右，印度人看到从太阳光线相继出现了四颗行星; 首先是土星，然后是火星，然后是木星和水星，这些行星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中看似结合在一起。虽然金星不在其中，但人们对神奇事物的爱好而称此为所有行星的合相。婆罗门的证词和我们的表是一致的；而这个证据、传统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实际观测的基础上。

第三。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在那个时代以后大约两星期左右才出现的，而且正好是在观测到月蚀的时候，这就确定了那个时代。这两种观察结果相互证实；观察到这个的也必观察到那个。

第四。我们或许也相信印度人在同一时间确定了月亮的交点的位置；他们的计算似乎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给出了月球轨道在他们那个时代位于此点的经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一个恒值 40 分钟，即月交点在 12 天 14 小时的运动。这就好像表明这一决定是在他们的时代之后13天做出的，我们必须加上月交点在此期间逆行的40分钟，使其与该时代相一致。

因此，这个观测与月食的观测是在同一日期进行的；因此给出三个观测结果，且彼此相互确认。

第五。从让蒂 (M. C. Gentil) 给出的印度黄道十二宫的描述来看，在它位置的星星被命名为「金牛座之眼」和「处女座的麦穗」，可以被确定为卡利时代的开始。

现在，将这些地方与实际位置进行比较，考虑到我们对岁差的修正到该时刻，我们看到印度黄道的原点必须位于天秤座的第五度和第六度之间。因此，婆罗门把它放在该星座的第六度是正确的，尤其是因为这种小差异可能是由于未知的恒星适当运动引起的。

因此，这是另一种观测结果，指导印度人相当准确地测定他们的可移动黄道星座的第一个点。

古代对这个日期观测的存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波斯人说，在世界的四个角落， 有四颗美丽的星星作为守护者。碰巧在卡利时代的开始，在我们时代之前3000 年或 3100 年，「公牛之眼」和「蝎子之心」正好在分点上，而「狮子之心」和「南鱼座」则接近于至点。对于观测到昴宿星在秋分点前 7 天晚上升起，也属于我们时代之前 3000 年。托勒密的历法中收集了这些和类似的观测结果，虽然他没有列出它们的作者，但这些观测比迦勒底人的更古老，很可能是印度人的作品。他们对昴宿星很熟悉，虽然我们粗俗地称它为小鸡 (Poussinière)，他们却这样称呼它 : 「母鸡和小鸡」( Pillaloo-codi )。 因此，这个名字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亚洲最古老的国家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到印度人一定已经观测了昴宿星的升起，并且利用它来管理他们的年和月；因为这个星座也被称为基栗底柯 (Krittika)。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同名的月份，而这种巧合只能是因为该月是根据所涉及星座的升起或落下而确定的。但更有决定性的是，印度人观测星星时，和我们一样用经度标出它们的位置，而奥古斯丁·里奇乌斯 (Augustinus Riccius) 提到了一个事实，即根据被归于赫尔墨斯的观测，在托勒密之前的 1985 年，天琴座上的那颗明亮的星星和「长蛇座之心」都比托勒密所确定的各自位置提前了 7 度。

这个决定似乎非常不同寻常。星星相对于春分点有规律的前进；托勒密应发现在他之前的1985年，经度偏离了28度。此外，这个事实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两颗星的位置上发现相同的误差或差异；因此，这个误差是由于某些对两颗星有相同影响的因素。为了解释这一特性，阿拉伯底比斯人想象恒星有一种振荡运动，使它们交替前进和后退。

这一假设很容易被推翻；但这些归于赫尔墨斯的观察结果仍无法解释。然而，他们的解释可以在印度天文学中找到。在这些观测的确定日期上，比托勒密早 1985 年，印度黄道星座的第一个点是在春分前 35 度；因此，这一点算出的经度比从春分计算的经度多 35 度。但在过了 1985 年之后，星星经度前进了 28 度，使赫尔墨斯的经度和托勒密的经度只差了 7 度，且两颗星的经度差是一样的，因为这是由于印度黄道星座的起始点和托勒密的起始点之间的差异，后者根据春分推算。这个解释如此简单自然， 它一定是真的。我们不知道在古代如此著名的赫尔墨斯是否是印度人，但我们看到凡是归于他的观测，都是按照印度人的方式来计算的，因此我们便可以断定，这些观测都来自于印度人，因此，他们能够进行我们列举的所有观测，并发现记录在他们的表中。。

第六。对于 3102 年的观测似乎确定了他们的时代，这并不困难。我们看到，印度人曾经确定了月亮的每日运动为 13度 10分 35秒，利用它把黄道分成 27 个星座，与月亮的周期有关，大约需要 27 天来描述它。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确定了黄道十二宫中星星的位置；他们如此发现天琴座上的某颗星是在 8h. 24m.，「长蛇座之心」在 4d. 7h，这些经度是归于赫尔墨斯的观测，但其实是按照印度的黄道带计算的。同样地，他们发现「处女座的麦穗」形成了他们的第 15 个星座的开始，「金牛座之眼」形成了第 4 个星座的结束；这些星星是在 6d. 6h. 40m 中，其他在印度黄道带的 1d. 23h. 20min. 。因此，发生在卡利时代后 14 天的月蚀，发生在处女座的「麦穗」和该星座的θ 星之间的一点上。这些星星大约相隔一个星座，一个是从第十五开始，另一个是从第十六开始。因此，通过测量月亮与这些星星之一的距离，就不难确定月亮的位置；由此他们推算出太阳的位置，与月球相对的位置，且知道了它们的平均运动，他们计算出月亮是在黄道星座的第一个点，是根据她在我们时代之前的 3102 年 2 月 17 日至 18 日午夜的平均经度，而太阳在六小时后据了同样的位置，这是根据他的真实经度；这事件确定了印度年的开始。

第七。印度人认为在卡利时代之前的 20,400 年，他们的黄道星座的第一个点与春分重合，且太阳和月亮在那里合相。这个时代显然是虚构的，*但我们不妨询问印度教从哪个时点、从哪个时代开始建立它。若考量印度教对于太阳和月亮运转的数值，即，365d. 6h. 12m. 30s.,和 27d. 7h. 43m. 13s., 我们有——

20,400 个太阳运转 = 7,451,277d. 2h.

272,724 个月亮运转=7,451,277d. 7h.

这就是从卡利时代开始所得到的结果；而印度人的断言当时有一个合相， 是建立在他们的表上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元素，从 1491 年的时代开始， 或者从另一个1282 年开始 (我们将在后面谈到它)，总是会有差不多一天或两天的差别。在验证印度教的计算时，采用印度教本身得出的与结果相同的元素，这既公正又自然，并从选择他们时代之一做为开始，这样可以得到所谓的虚构时代。因此，既然要进行这种计算，他们必须从他们的真实时代出发，这是基于观测而不是从任何由前者计算而得到的结果，因此，他们真正的时代是在我们时代之前的 3102 年。

【*为什么它应该是「虚构的」欧洲科学家永远也说不明白。】

第八。特尔瓦尔的婆罗门给出月球在动态黄道上的运动为7天2小时8分钟，相对于春分点巨大周期的1,600,984天，即4,386年94天而言，则为9天7小时45分钟1秒。我们相信这种运动是由观测决定的；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声明，这一时期的范围使它不适宜于计算平均运动。

印度人在他们的天文计算中使用了 248、3031 和 12,372 天的周期；但是，尽管这些周期太短，但它们不仅没有前者的不方便，还包含了月球根据远地点的确切绕转数。它们实际上是指运动。1,600,984 年的大时期不是周转积累的总和；它没有理由应包括 1,600,984 天而不是 1,600,985 天。或许看来，仅凭观测就能确定天数，并标志著时期的开始和结束。这段时期结束于我们的时代 1282 年 5 月 21 日 5h. 15m. 30s.的贝拿勒斯 (Benares)。根据印度人的说法，那时月亮正处于远地点，

而她的经度是 .....7d. 13h. 45m. 1s.

梅尔给出的经度....7d. 13h. 53m. 48s.

并将远地点置于......7d. 14h. 6m. 54s.

如此，婆罗门测定月亮的位置与我们只差九分钟，而远地点的位置只差二十二分钟，很明显，很明显，他们只能通过观测来获得相同于我们最好的表的结果，以及天体位置的准确性。如果观测确定了这段时期的结束，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也确定了时期的开始。但这种直接由大自然所决定的运动，必然与天体的真实运动非常接近。

事实上，在这漫长的 4883 年里，印度人观测的运动与卡西尼的运动相差无几，与梅尔的运动也非常接近。因此，印度教徒和欧洲人作为世界两端的两个民族，也许在他们的制度上相距甚远，却在月球运动方面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如果这种一致性不是基于对自然的观察和相互模仿，那么它将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必须指出，印度的四张表都是同一天文学的副本。不可否认的是，暹罗 (Siamese) 的表存在于1687 年，当时他们是由德拉鲁贝尔 (de la Loubere) 先生从印度带来的。当时还没有存在卡西尼和迈尔的表，因此印度人已经掌握了这些表所包含的精确运动，而当时我们还没有掌握。*因此，必须承认，这印度运动的准确性就是观测重点。它在 4383 年期间是精确的，因为它是取自天空本身；如果观测决定了它的结束，它也决定了它的开始。这是迄今为止所观测的最长一段时间，在天文学编年史中保存了对这段时间的回忆。它起源于公元前 3102 年，这是对那个时代真实性的明证。

【*以下是回应一些科学家，他们怀疑我们天文学是由我们的传教士传播到印度。第一。印度的天文学有其独特的形式，以其独创性为特点；如果是从我们的天文学翻译过去的，那需要高超的技术和知识来掩盖偷窃行为。第二。当采用月球的平均运动时，他们也应采用黄道倾角、太阳中心的方程式、一年的长度; 这些元素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且它们在应用于 3102 年的时代是非常准确的；而如果它们是在上个世纪计算出来的话会大错特错。第三，最后，我们的传教士无法在 1687 年把当时还不存在的卡西尼表传给印度人；他们可能只知道第谷 (Tycho)、里奇奥里(Riccioli)、哥白尼 (Copernicus)、布依兰 (Bouilland)、开普勒、隆蒙塔努斯 (Longomontanus )和阿方索表 (Alphonso) 的平均运动。现在我将给出 4383 年 94 天的这些平均运动的表格 :——

表 平均运动 不同于印度

阿方索..... 9d 7h 2m 47s ...... - 0h 42m 14s

哥白尼.... 9d 6h 2m 13s .... - 1h 42m 48s

第谷....... 9d 7h 54m 40s ...... + 0h 9m 39s

开普勒........... 9d 6h 57m 35s ..... - 0h 47m 26s

隆蒙塔努斯..... 9d 7h 2m 13s ........ - 0h 42m 48s

布依兰............. 9d 6h 48m 8s ....... - 0h 58m 53s

里奇奥里....... 9d 7h 53m 57s ..... + 0h 8m 56s

卡西尼.......... 9d 7h 44m 11s ...... - 0h 0m 50s

印第安.......... 9d 7h 45m 1s

这些平均运动都与印度的不一致，除了卡西尼之外，因此印度人没有借用他们的平均运动，而卡西尼的表在 1687 年还不存在。因此，这个月亮的平均运动属于印度人，他们只能通过观察得到它。』——贝利的"Traité de l’Astronomie Indienne et Orientale"】

我们之所以这样详细地提到贝利，是因为他是少数几个试图对雅利安人的天文学进行充分公正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从约翰·本特利 (John Bentley) 到伯吉斯 (Burgess) 的《苏利耶悉檀多》(Surya Siddhanta)，没有一个天文学家曾对古代最有学识的人们公正对待过。无论对于印度教的符号象征多么扭曲和误解，任何一个神秘主义者只要知道了一些秘密科学的知识，都能公正地对待它；他也不会拒绝他们对黄道十二宫的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解读，即使整个皇家天文学会的昴宿星的武器起来反对他们的数学计算。单体或灵魂的下降和再上升与黄道星座是分不开的，从事物的适宜性的角度来看，更为自然的是相信形而上的灵魂与明亮的星座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共鸣，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不是荒谬的认为天地的创造者在天上里安置了十二个邪恶的犹太人。而且，正如《诺斯替派》的作者断言的那样，所有诺斯替学派和后来的柏拉图派的目标『是让旧信仰适应佛教般神智学的影响，其本质声称印度教神话中无数的神灵，只不过是最初三元组**的能量**的名称，有著一系列化身**或显化成人。』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些神智学思想的根源呢 -- 比古老的印度智慧更好 ? 我们再说一遍 : 古老的神秘主义，如果不是通过我们更熟悉的佛教和印度教的渠道来解释， 将是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散发物；两者都是同一位母亲—— 古代*「*列木里亚-亚特兰提斯」智慧——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