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英格蘭，1887–1888

1887年五月，布拉瓦茨基來到倫敦。起初，她住在梅布爾·柯林斯的宅子「梅科特」，停留了四個月餘。此地很快成了活動的中心。她抵達後不久，布拉瓦茨基分會便成立，並開始聚會，布拉瓦茨基始終是全場的核心。她的時間多用在寫作、會議與談話；閒時則玩一種紙牌接龍，英國人稱之為「耐心」。同時，她創辦了一份新雜誌《路西法》。這名稱帶著幾分挑釁，特意觸動人們對「路西法」一詞的慣常聯想。

1887年九月，布拉瓦茨基搬到荷蘭公園區蘭斯當路十七號，繼續她繁多的工作。不久，《路西法》創刊，宗旨是「將黑暗中隱藏之物帶入光中」。幾乎同時，神智學出版公司在倫敦成立。

19a. 阿奇博爾德·凱特利
1887–1889年，倫敦
［凱特利 1910，113–119］

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存在，很快顯出影響。人們開始聚集到她身邊，梅科特也成了許多人前來拜訪的所在。觀察那些訪客，本身就是一番特殊的經歷。有人單獨會面；有人則與我們這些同住者一同接見。她待人的方式變化多端：有時辯論鋒利，有時諷刺辛辣；極少請求別人相信她，或替她主持公道。始終不變的，是那股強勁的推進力——為了推動大師的事業，她對自己與他人同樣嚴格，毫不寬縱。

日常而言，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一天在清晨七點前開始。真正何時開始，我並不清楚。肉身終究需要睡眠，不能過度驅使。但我相信，她夜裡常常花上許多時辰寫作；即便如此，她仍會在平常的時間準時坐到書桌前。午餐之前，人幾乎見不到她。我說「午餐」，其實時間並不固定——從正午到下午四點之間都可能。這習慣自然令廚師十分為難。若有人在那段工作時間打擾她，必定遭到嚴厲斥責；她越是安靜，往往意味著工作越專注。

六點半，才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晚餐時間，她通常與我們一同進餐。餐桌收拾完畢後，便是煙草與談話——尤其是煙。當然，談話也同樣豐富。我真希望自己有足夠的記憶與筆力，能把那些交談完整記下。太陽之下萬事萬物，以及某些更為隱秘的領域，都在談論之列。那是一顆積累深厚的心智：廣泛旅行帶來的見聞，對人生的深刻體驗，以及對某些「不可見層面」的親身經驗。再加上一種極為敏銳的洞察力，總能從紛繁之中指出真實所在。

有一點，布拉瓦茨基夫人絕不能容忍——空洞的矯飾與偽善。對此，她毫不留情。相反的，只要是真誠的努力，即使方向錯誤，她也總是不辭勞苦地加以指點，幫助對方重新調整。她在待人交往中都極其真誠。但我當時已隱約體會，後來更明白：有時她必須保持沉默，好讓他人自行獲得經驗與知識——即使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偶爾會自欺。我從未聽她說過不真實的話；然而我也知道，她有時不得不緘默，因為提問的人並沒有權利得到那些資訊。事後我才得知，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反而被指責為故意說謊。

許多夜晚就在這樣的談話中度過。與此同時，她總在排著自己的單人紙牌。我也逐漸明白一件相當奇特的事：當這種牌戲佔據表面的思維時，布拉瓦茨基其實正同時進行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工作。布拉瓦茨基夫人可以一邊排牌，一邊參與我們之間的談話；同時留意我們所稱的「樓上」的情況；並且也能察知自己房間裡、屋內其他地方，乃至屋外正在發生的事情——一切幾乎同時進行。

就在一次這樣的吸煙閒談中，布拉瓦茨基夫人提到，她在《神智學者》上難以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那本雜誌是她與奧爾科特上校在印度創辦的。後來由奧爾科特負責，在印度編輯出版；因此他自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經營。然而，隨著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英國展開工作，一份能直接表達她思想的刊物，便顯得十分必要。於是，有人提議創辦一份新雜誌，很快決定付諸實行，並開始籌備出版。不過——刊名的爭論卻格外激烈。「真理」、「火炬」以及各種名稱紛紛被提出，又一一遭到否決。後來有人提議「光明使者」，接著又提出較為簡潔的名稱——「路西法」。然而，這個名字立刻遭到一些人的強烈反對，認為過於「魔鬼化」，也太不合社會禮俗。有人當場不耐地說：「這個詞該死！」結果反而使它立刻被採用了。

布拉瓦茨基分會最初成立時，是由一群準備完全追隨布拉瓦茨基的人所組成。為此還起草了一份誓約，明確表達這一承諾。我們都接受此宣誓，聚會隨即開始。每逢星期四晚上，大家便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房間集會；那間房與餐室相通，臨時打通成一個空間。會員蜂擁而至，房間很快顯得狹小。眾人最感興趣的，是提出各種問題，由布拉瓦茨基夫人一一作答。其中一部分討論成果，後來刊印於《秘密教義對話錄》。

那時的情景，至今想起仍覺回味。你會像我一樣提出自己的論點或意見；它會受到激烈的反應，並遭到各種雄辯的反對——那種雄辯足以使你方寸大亂，並給人一種印象：你是個心懷極惡意的人，企圖破壞布拉瓦茨基夫人某些最珍視的工作計畫。然而，一旦你的動機與誠意漸漸顯露，情勢便忽然轉變。布拉瓦茨基夫人整個氣場都變了。態度改變，臉上神情也不同。方才那股聲勢與怒氣，彷彿瞬間蒸散。她變得十分安靜。連她的臉，看上去也像是擴展開來——更寬闊，更沉實，更有重量。你所提出的每一點，她都會加以斟酌；而她的眼中——那雙奇異的眼睛——便會現出一種我們熟悉的神情。那種神情，是一種值得爭取的嘉許；因為它意味著：此人的內心已被審視，並未發現詭詐；也意味著，布拉瓦茨基已親自掌控全局。

須記得，在這段充滿壓力與艱辛努力的時期，布拉瓦茨基夫人始終是個病人。她長期承受劇痛，許多時候甚至幾乎無法行走。然而憑藉近乎不可動搖的意志與奉獻，她仍從病榻起身，走到書桌前。硬是把《秘密教義》推向出版，同時編輯《路西法》，撰寫俄文文章，也為《路西法》、《神智學者》及《道路》供稿；她接見訪客，無論私下或公開；此外，還要處理數量龐大的私人通信。

就在那段時期，我染上丹毒，高燒不退，只能臥床。恰好布拉瓦茨基夫人的醫生前來診視，也順便看了我。醫生對她說了什麼，我並不知道。那時我神志昏沉，幾乎陷在半昏迷之中。就在那樣的狀態裡，我忽然發現布拉瓦茨基夫人親自上樓來了。她艱難地爬上兩段陡峭的樓梯——平日只要能避免，連一步都不會上，因為會引起劇痛。這一次，她只是為了親自判斷醫生對我病情的說法。

她在床邊坐下，靜靜看著我。接著一邊說話，一邊雙手捧著一杯水。之後，那杯水被我喝了下去。隨後，她又慢慢下樓，臨走吩咐：等身體能動時，也跟著下來。

我下樓後，被安排在她房裡的長榻上躺下，蓋好被子。我半睡半醒地躺着。她背對著我，坐在書桌後那張寬大的椅子上，一直埋頭寫作。躺了多久並不清楚。突然，就在我頭邊掠過一道深紅色的閃光。我自然嚇了一跳，隨即從椅背那邊傳來她的聲音：「躺好，何必理會？」我照做了，然後睡着。之後我被送上樓睡覺，又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醒來時已完全好了，只是略有些乏力。這是我唯一一次看見那種深紅色的光，不過我倒見過——別人也見過——那種附在房中某些物件上、隨後飄忽遊走的淡藍色光。有一天，我們當中有人一時魯莽，伸手去碰那團光。當時布拉瓦茨基夫人正在隔壁房間。那人當即挨了一記電擊；緊接著，便聽見她隔着房間怒聲斥責，直呼其名，質問他究竟意欲何為——竟去碰不該碰的東西，還以無禮的好奇心介入與己無關之事。我確信，他既忘不了那下電擊，也忘不了指節上挨的那記敲打，更忘不了好奇心受挫的那番教訓。我知道他手臂的麻痛感持續了很久。

布拉瓦茨基分會的聚會頗為不同。討論隨意，大家圍坐一圈，向布拉瓦茨基夫人提問。到場者男女皆有，身份各異。我們的樂趣之一，便是看她以蘇格拉底式的方法回應——她會反過來提出一輪問詢，藉此探探她想知道的狀況。這方式十分奏效，常讓拋出難題的人自己陷入窘境。若問題確屬誠懇求教，她必不遺餘力，盡其所能解答。但若提問意在刁難或惹惱她，結果往往對提問者不利。聚會常持續很久，但布拉瓦茨基夫人很享受這種智力的交鋒。每到星期四晚上，那幾間屋子裡總聚集着各國人士，誰會出現，永遠無從預料。有時還會有看不見的訪客——我們當中有人能看見，有人卻不能。由此產生的結果，往往頗為奇特。

布拉瓦茨基夫人極畏寒，因此房間總是燒得很暖——往往暖得過頭，聚會時常令人熱得難受。有一晚，聚會尚未開始，我先下樓，卻發現房間冷得像冰窖。爐火正旺，燈也全亮，但寒氣仍瀰漫。我把這情形告訴布拉瓦茨基，她聽了只是笑，說：「哦，剛才有位朋友來看我，走的時候忘了把自己的氣場帶走。」還有一次，記得房間裡的人漸漸增多，直到座無虛席。沙發上坐著一位儀表不凡的印度教徒，頭巾與長袍一應俱全。討論繼續進行，那位客人似乎十分專注；每一位發言者的話，他都認真傾聽，看起來完全跟得上討論。那天晚上，分會會長來得很晚。他進門後四下找座位，走到沙發旁便坐了下來——正好坐在那位印度教徒的正中央。那位客人似乎受了驚動，微微一震，隨即嘶然一散，瞬間消失無蹤。

那個冬天，美國方面的事務正在推進，人們對神智學的興趣也逐漸增長。一天，我被叫到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房間。她問我：「阿奇，你什麼時候可以動身去美國？」三天後，我便啟程。這次航行於我頗為奇特，我從未橫渡大洋，也未曾遠行至斯。船艙中偶有細微敲擊與碎裂之聲，起初只當是船體響動。隨後卻現出一串微光，尤其在夜間。奇的是，那光與聲響，總在我心中喚起同一個名字——布拉瓦茨基。那時我已漸漸明白，這類「神異現象」往往並非偶然。後來通信，及至歸來與她談起，才知她竟能準確說出我往返旅途與在美期間的一切行止。有人告訴我，那敲擊、碎響與閃光，原是元素精靈力量來去的跡象；它們會把我的一舉一動，如快照般記錄下來。

19b. 沃爾特·R·奧爾德
一八八七年夏，倫敦
［《回憶錄》，一八九一年，第38–39頁］

一八八七年，我每日與神智學會成員通信。同時，一個念頭愈發令我困擾：我竟始終未見布拉瓦茨基夫人——這位十九世紀神祕主義復興的主要推動者。恰在此時，一位倫敦友人來信。他說約了幾位朋友在家小聚，討論彼此關切之事；若我當晚進城，次日他便帶我去見「布拉瓦茨基」。

我去了，只懷一個念頭、一個目的——見一見「布拉瓦茨基」。那一夜，時間似故意停滯，嘲弄我的焦躁。終於晨光漸亮，鋪開成一個明朗夏日。近午時分，我與友人來到一幢屋前。他告訴我：神智學會幾乎全部的生命與活動，皆自此發端。進門後，我們被帶進一間客廳——至少我想那應該叫客廳；但這樣的房間，我從未見過，也不認為還會再見第二間。幾秒之後，友人熟絡地招呼了一聲。此時，布拉瓦茨基從書桌前站起身——她方才一直被一張異常寬大的扶手椅遮住，因而未曾看見。她繞過桌子，向我們走來。

那是我生平所見最大、最明亮的藍色眼睛。她握住我的手，熱情相迎。她一開口，我先前暗自設想的種種窘迫不安，頓時消散。我幾乎立刻在她面前感到自在安定。

「別叫我『夫人』——至少我的好朋友不該這樣叫。我受洗時，可沒人給我這稱號。若你願意，就叫我布拉瓦茨基。坐吧。你抽煙嗎？我給你捲一支。E———，你這胡扯的傢伙，」她轉向友人說，「要是你能在那堆東西裡找出我的煙盒，我就真當你是位紳士。」她隨即笑了——笑聲輕快明亮，如孩童一般。接著向我解釋，說E———與她是「老朋友」，她十分喜歡他，不過他常「仗著我年紀大、又太天真，占我便宜」。幾句打趣之間，煙盒終於尋獲。布拉瓦茨基親手為我們每人捲了一支煙。隨後談話漸入正題。布拉瓦茨基問我神智學方面的修習，也問及我對西方神秘學的研究。她談起神智學運動的發展，說人們議論紛紛，報紙更是評說不休。然而他們都錯了——因為既不理解，也忘了自身歷史，更看不見這場運動將往何處去。接著她讓我談談自己的經歷，並給了許多切實的忠告。不久我便告辭——離開這位我一生所見最引人入勝之人。

那次對神智學者居所的短暫造訪，令我留下極愉快的印象。而關於布拉瓦茨基本人，我記憶最深的是她異常親切的風度、無所畏懼的坦率，與驚人的活力；最難忘的，則是她談及神智學會未來工作時，那種充滿激情的熱忱。幾個月後，有人提議我搬往倫敦總部——當時設在蘭斯當路。我自然欣然前往。

19c. 愛麗絲・L・克利瑟於1887年在倫敦的記述［克利瑟 1923，2–4］

一八八七年，布拉瓦茨基從奧斯坦德來到英國時，我與丈夫及兩個孩子正住在伊斯特本。加入神智學會不久，我便結識了凱特利先生。從他那裡，我得到許多幫助與鼓勵，其可貴之處，正如一位年長成員對新人的提攜。凱特利先生知我極渴望見到布拉瓦茨基，便好意答應：若有可能，在她暫居諾伍德梅科特別墅（倫敦郊區）期間替我安排會面。不過他也提醒，此事未必容易——「我們那位老太太」性情多變，有時難以捉摸，也頗任性。這些我全不在乎。她性情如何，與我無關；只要肯見我便好。我內心有一種深切的預感：自己的內在生命正逼近關鍵轉折，一切都取決於能否與她接觸。因此，我一定要見到她——無論如何。當時家境並不寬裕，從伊斯特本往返倫敦並非易事。我在「襪子底」存著一筆小錢，原是為不時之需而留。如今我決定取出，用作這次小小的朝聖。事實上，我確實像個朝聖者，朝著未知的目標前行。於是，我懷著不小的激動，也懷著清晰而殷切的期望，動身前往倫敦。一位朋友借我一間房住兩日，因而省去住宿費用。梅科特是一座小別墅，當時由肯寧蓋爾·庫克夫人居住——她是位頗有名氣的小說家。不過在神智學者之間，她更常以本名梅布爾·柯林斯為人所知，因為《道路上的光》正是由她執筆記錄。

我清楚記得，在前往諾伍德的路上，凱特利先生告訴我：她與布拉瓦茨基常常爭論——若窗戶開著，「半條街外都能聽見」。我們從西諾伍德車站步行前往。果然，離梅科特約百碼時，已聽見高亢激烈的爭吵從前方傳來——聲浪在街巷間迴盪，直撲耳際。我不由一怔。凱特利先生低聲說，恐怕「老太太」正在發脾氣。這話已令人不安；他又補上一句：她很可能不見你。結果正是如此。凱特利先生入內通報，將我留在門階外。屋內傳來她清晰的聲音：無論如何不見。她厲聲責備他，竟在這般不合時宜的時刻，帶一個全然陌生的人上門。凱特利先生提醒她，這次會面原是她親口約定，而我也是專程從外地趕來。但她態度堅決，不肯改變，顯然十分惱怒——至少當時聽來如此。於是，我只得黯然返回倫敦，再轉回伊斯特本。那點微薄的「積蓄」已然耗盡，滿懷的希望也隨之破滅。當時我確實難過，甚至以為自己大概「不配」見她。然而，即便如此，我仍未放棄一個念頭：終有一天，定要見到布拉瓦茨基——無論自己配不配得上。

一八八七年稍晚，我終於如願。這一次，關鍵的促成者仍是凱特利先生。他為我取得前往蘭斯當路十七號的邀請，並在一個傍晚親自帶我前去。那時布拉瓦茨基已從梅科特别墅遷入倫敦西區；我們也從伊斯特本搬到倫敦西北的哈羅，往返不再困難。當我們被引入一樓那間著名的雙連客廳時，我的目光立刻被一位身材粗壯的中年婦人吸引住了。她背牆而坐，面前擺著一張牌桌，似乎正在玩單人紙牌。她的頭部輪廓與面容極其醒目，是我生平所見最令人難以移開視線的一張臉。凱特利先生介紹我時，她抬眼望來——那一瞬，我幾乎感到一股衝擊。她那雙異常銳利的藍眼睛，彷彿直透進我的腦海。她定定看了我幾秒——對我而言，那幾秒極其漫長。隨後她轉向凱特利先生，帶著幾分惱意說：「你從沒告訴我，她是這樣的人！」——全然不理會凱特利先生辯稱自己早已多次提起。至於她口中的「這樣」究竟指什麼，我後來始終未曾明白。

19d. 雷金納德・W・馬切爾於1887年秋至1888年間在倫敦的記述［丁格利 1921，34–35］

一八八七年，我在倫敦結識布拉瓦茨基，並赴蘭斯當路的住所拜訪她。一八八八年，我加入神智學會，開始參加布拉瓦茨基分會的集會。當時分會正是在蘭斯當路那所房子裡聚會——那也是學會創辦人布拉瓦茨基的居所。我每週前往，布拉瓦茨基幾乎都在場，參與全部討論。她回答關於神智學教義的提問，也談及許多相關議題——範圍甚廣，或遠或近，但最終仍回歸研究的核心：神智學。

真正使我對這主題產生興趣的，是我對這位學會創辦人懷有強烈的確信：我深信她完全真誠，確有能力闡明神智學真正的教義，足以引導那些立志追求更高生命的人。這種信念完全出自我個人的觀察與人格判斷，不建立在任何人的證詞或意見之上。因此，當我聽到一些與自身觀察和結論不符的傳聞時，並未動搖。相反，我在布拉瓦茨基的著作中，看見支持這種信念的內在證據，於是更加確信她確是一位靈性導師。

我愈研讀她的著作，對她使命的真實性便愈加篤定，也愈相信她確有能力，將託付於她的教誨傳達給世人。在我看來，她對神智學事業的奉獻是全然的，而且完全無私。

我看得出來，關於她早年生活的種種流言，使她深受痛苦；但我也感到，無論多少誹謗，都無法使她偏離自己已承擔的使命。她正是在健康極差、幾乎不可能從事任何工作的情況下，仍然推進著這項事業。她以自我犧牲的精神投身神智學，而給予她的回報，往往只有兩樣：另一方面，則是那些急於從她那裡獲取龐大知識寶藏之人的支持——而這種支持本身也十分可疑。確有少數真誠的追隨者，努力依其教誨生活，願意真正追隨這位導師；然而多數自稱為弟子的人，追求知識只是為了個人滿足，而不是為了服務人類。其中有些人甚至對她反覆強調的「同胞情誼」嗤之以鼻，輕蔑地稱之為「鸚鵡般的口號」。然而在這位「老太太」看來，這正是神智學的根基。而在他們眼中，那不過是「區區倫理」而已。

儘管自稱追隨者的人一再誤解她，公開的敵人又肆意歪曲她的言行，她對神智學事業的信念始終未曾動搖；對自己所肩負的使命，也從未有片刻退卻。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幾近殉道，她仍日夜不倦地工作。她的文字中幾乎看不出任何病弱的痕跡；而她當時的身體狀況，本已使她能夠活著本身成為奇蹟，也使她的著述成為令人驚嘆的成就。既然世間仍矗立著《秘密教義》、《寂靜之聲》、《揭開伊西斯的面紗》與《神聖智慧之鑰》這些著作——其中所展開的思想，是她高貴靈魂與才智的不朽豐碑——那麼，對她人格的種種攻擊，又何必逐一辯駁呢？

參考文獻

愛麗絲・萊頓・克利瑟。1923。《我所認識的 H. P. 布拉瓦茨基》。加爾各答：薩克與斯平克出版社。選文 19c。

《紀念海倫娜・彼得羅芙娜・布拉瓦茨基：由她的若干弟子撰寫》。倫敦：神智學出版協會，1891。選文 19b。

阿奇博爾德・凱特利。1910。〈H. P. 布拉瓦茨基回憶錄〉。《神智學季刊》（紐約）第 8 卷，10 月號：109–122。選文 19a。

凱瑟琳・丁格利。1921。《海倫娜・彼得羅芙娜・布拉瓦茨基：1875 年紐約原初神智學會創立者》。加州波因特洛馬：婦女國際神智學聯盟。選文 19d。